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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世界之巅”上的“四力”答卷
2019-12-19 21:26:48 来源: 新华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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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雪域高原,有这么一群人,他们走遍西藏最高、最远、最险、最苦的地区,用脚力、眼力、脑力、笔力,访民情、听民声,书写了新时代西藏发展的精彩篇章。

  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,新华通讯社西藏分社记者。

  2019年2月1日,西藏分社社长段芝璞(右一)在世界海拔最高县——双湖县雅曲乡(海拔5170米),采访依根索村党支部书记托赞(中)。(新华社记者索朗罗布 摄)

  为了报道“远方的阿里”,2018年9月,西藏分社社长段芝璞带着3名记者长途跋涉,到了祖国西南边陲的楚松村采访。

  他们翻过海拔5800多米的夏让拉山,绕过90多个弯道的波博山,越野车颠簸在崎岖的悬崖峭壁上,出现了动力不足的“高原反应”。车里的人头痛欲裂,唇指发绀,但没有人想要停下来。

  楚松村距离拉萨2000多公里,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楚鲁松杰乡,被称为最难以抵达的村庄。靠着沿途乡镇和部队的帮助,他们才赶到这里。

  在这个人口只有288人的村子里,他们走访了11户农牧民家庭。采写、拍摄的《西藏阿里楚松村“四代房”:中国边陲巨变的缩微影像》等全媒体报道,播发后产生广泛影响,英文版在脸谱、推特上浏览量超过30万次。

  2019年1月8日,西藏分社记者陈尚才(左三)和楚鲁松杰乡干部在楚松村型钦牧场例行巡逻。(拉巴次仁 摄)

  2018年末,33岁的土族记者陈尚才经受了更为严峻的挑战。他被选派挂职楚鲁松杰乡党委副书记、副乡长。

  当地海拔超过4000米,挂职期间,他经常性的偏头痛、拉肚子、流鼻血和失眠,还被紫外线三次晒伤,经历了发烧、灼疼、脱皮的痛苦。4个多月不能洗澡,全身酸臭,生出白发无数。对着镜子他自问“我怎么老成这个样子?”

  大雪封山的半年,陈尚才20多次下村组、牧场,夜宿农家近一个月。他在《新华每日电讯》报上开设了“驻边笔记”专栏,发表《新华社记者雪域孤岛践行“四力”行知录:我那天边的楚鲁松杰》等近30篇稿件,感动了无数读者和网友。

  2017年6月27日,西藏分社记者索朗罗布在龙匣宰陇巴冰川雪地里爬行,雪下是冰河。(新华社记者薛文献 摄)

  在分社,年轻记者见到索朗罗布都会亲切地叫一声“索朗啦”。

  使用这种藏式敬称,不仅因为年龄,更是因为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历次反分裂报道中,曾是摄影记者的他都冲在第一线,哪怕遭到暴乱分子的攻击受伤,也绝不退缩。

  2017年6月下旬,在海拔5430米的唐古拉山冰川区,索朗罗布再次站了出来。

  作为分社机关党委副书记的索朗罗布,当时随分社领导到藏北慰问已坚持半个多月的科考报道小分队,摄影记者因临时任务未归,而这时科考队决定钻取冰芯。关键时刻索朗罗布要求留下来参加报道。

  索朗罗布很清楚留下来的危险。

  他曾长期在高海拔地区采访,保持着新华社记者7000米以上海拔采访次数的纪录,在报道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珠峰传递时,最后一次攀登到6500米前进营地,导致不可治愈的左耳失聪。

  随着年龄增大,这一次在路途中他已经出现头痛、口干舌燥、浅睡等高原反应的症状,在冰川区这种症状更加严重,但他仍然没有吭一声。

  从6月28日下午2点多到7月1日凌晨,55岁的索朗罗布和47岁的文字记者薛文献,冒着陷入冰湖的危险,在刺骨的寒风中背着摄影器材爬冰卧雪,两次随科考队上冰川,顺利完成拍摄任务。

  2019年1月29日,西藏分社副社长周健伟(右二)、张京品(右一)和白少波(左一)在那曲市安多县多玛乡采访基层干部。(洛桑云旦 摄)

  迎难而上的选择,是不忘初心的坚定与守望。

  2018年7月,分社副社长周健伟带着记者到日土县羌塘自然保护区采访。在海拔超过5300米的东汝村附近,在老野保员普琼引领下,他们扛着大大小小几十公斤重的相机、镜头、三角架,在极高海拔的“无人区”,用10多个小时徒步翻越3座大山,终于找到种群数量仅有200头的国家濒危保护动物金丝野牦牛。

  看到50多岁的摄影记者张汝锋,在艰难喘息中露出兴奋的眼神。周健伟说,我们的记者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员一样可敬。

  2018年10月22日,西藏分社记者普布扎西在雅鲁藏布江堰塞湖报道前线发稿。(昂翁彭措 摄)

  “在采访中最怕什么?”我们问西藏分社的记者。是高原反应导致的头痛、思维迟钝,还是苦于找不到好的线索?他们回答,这些问题都会遇到,但主要是担心发稿时效慢。

  陈尚才说,在高海拔地区每思考一篇稿件,每写一个字都是对大脑的折磨。但他最怕下基层时风雪连月,断电断网,稿子发不出去。

  2019年5月,“90后”女记者王沁鸥从海拔5200米登山大本营,攀登到海拔6500米珠峰前进营地,一路采访用了两天时间,为了及时回到有信号的大本营发稿,下撤时仅用了8个小时,一度产生幻觉。

  2019年5月21日,西藏分社记者王沁鸥从珠峰登山大本营徒步前往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。(新华社记者孙非 摄)

  吃苦不是为了让别人点赞,在西藏分社几乎没有人在微信朋友圈晒“走基层”吃苦的照片。

  王沁鸥和同事在素有“魔鬼营地”之称、海拔6500米的珠峰前进营地,完成长达1小时的中英文出镜拍摄,但在播出的视频中,除了极少数必要的镜头外,她再没有现身。

  她说,“新华社记者的职业操守不允许我个人为秀‘存在感’而工作”。

  从前进营地下来,这位北京姑娘整个人变了样,皮肤被晒得黑红,嘴唇开裂,头发油腻不堪。

  “为什么要上6500?”王沁鸥说,不上去就不知道珠峰垃圾状况究竟如何,尤其是冰川与雪线附近的情况,作报道心里就没有底啊。

  2018年10月14日,西藏分社记者张京品(右一)在昌都市江达县波罗乡金沙江堰塞湖安置点采访受灾群众。(新华社记者刘东君 摄)

  被那曲干部称为“藏北寻宝人”的年轻记者张京品,在践行“四力”中挖掘出不少感人的典型人物。

  高海拔的安多县多玛乡,在电子地图里都搜寻不到。当地一些干部说,“我们这里就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地方”。但就在这里,张京品挖掘出扶贫干部典型藏族村支书古多的先进事迹。

  2017年6月26日,西藏分社分党组书记、社长段芝璞(左三)带领科考报道组党员索朗罗布、吕诺、罗布次仁、李成颖、黄波涛、薛文献(从左至右),在海拔5200多米的唐古拉山上重温入党誓词。(昂翁彭措 摄)

  没有比脚更远的路。援藏的分社副总编辑吕诺在报道国家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时,历时30多天,行程上万公里,平均海拔近5000米。在最艰难的阿里段,其他媒体都放弃了追踪,她带领的小分队却坚持到了最后,揭开了“无人区”科考的神秘面纱……

  由于高强度的工作,吕诺的心肺功能受损,分社强制她不能再上高海拔地区采访。然而,远方的呼唤仍然不时在她心中响起。

  她忘不了,在寒冷刺骨的那曲羌塘“无人区”采访,汽车突然陷入泥沼,没有网络没有定位,深夜里她与两位同事互相搀扶,凭着记忆徒步找到途经的工地,最终走出时抱头痛哭。

  2019年4月7日,西藏分社记者张宸(右一)与同事在前往边境乡玉麦采访途中遭遇塌方,大家下车清理路上的滚石、泥土。(新华社记者晋美多吉 摄)

  “艰苦不怕吃苦,缺氧不缺精神,团结凝聚人心,海拔高境界更高”的西藏分社精神,感召一代又一代新华人在高原前行。

  1950年,新华社第二野战军支社的5名战地记者随十八军进藏,边作战,边修路,边报道,1951年8月1日于昌都成立新华社西藏分社……

  通过践行“四力”,西藏分社近年不断加强全媒化、专家型记者的培养,在涉藏研究、边境问题及登山领域涌现出一批后起之秀,凝聚了一支本领高强的队伍。

  分社聘用司机昂翁彭措的父亲曾经也是司机,因车辆掉下悬崖去世,家人劝他换个安稳的工作。但他说,我喜欢给新华社记者开车,他们让我知道什么是敬业,什么是共产党员。

  “西藏分社记者给您留下什么印象?”当我们回访自治区相关部门、基层干部及被采访对象时,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。

  “他们像高原上的蒲公英,不论在哪里,都能开出令人叹服的花。”那曲市双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旦增穷培的回答充满了诗意。

  一路春光,一路荆棘,雪域高原的新华人如夏花一般绚烂,开放在你眼前。(文字:刘刚、黄豁、许晟、张程、周锦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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