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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世界之巔”上的“四力”答卷
2019-12-19 21:26:48 來源: 新華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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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雪域高原,有這么一群人,他們走遍西藏最高、最遠、最險、最苦的地區,用腳力、眼力、腦力、筆力,訪民情、聽民聲,書寫了新時代西藏發展的精彩篇章。

  他們有個共同的名字,新華通訊社西藏分社記者。

  2019年2月1日,西藏分社社長段芝璞(右一)在世界海拔最高縣——雙湖縣雅曲鄉(海拔5170米),采訪依根索村黨支部書記托贊(中)。(新華社記者索朗羅布 攝)

  為了報道“遠方的阿里”,2018年9月,西藏分社社長段芝璞帶著3名記者長途跋涉,到了祖國西南邊陲的楚松村采訪。

  他們翻過海拔5800多米的夏讓拉山,繞過90多個彎道的波博山,越野車顛簸在崎嶇的懸崖峭壁上,出現了動力不足的“高原反應”。車里的人頭痛欲裂,唇指發紺,但沒有人想要停下來。

  楚松村距離拉薩2000多公里,位于西藏阿里地區札達縣楚魯松杰鄉,被稱為最難以抵達的村莊。靠著沿途鄉鎮和部隊的幫助,他們才趕到這里。

  在這個人口只有288人的村子里,他們走訪了11戶農牧民家庭。采寫、拍攝的《西藏阿里楚松村“四代房”:中國邊陲巨變的縮微影像》等全媒體報道,播發后產生廣泛影響,英文版在臉譜、推特上瀏覽量超過30萬次。

  2019年1月8日,西藏分社記者陳尚才(左三)和楚魯松杰鄉干部在楚松村型欽牧場例行巡邏。(拉巴次仁 攝)

  2018年末,33歲的土族記者陳尚才經受了更為嚴峻的挑戰。他被選派掛職楚魯松杰鄉黨委副書記、副鄉長。

  當地海拔超過4000米,掛職期間,他經常性的偏頭痛、拉肚子、流鼻血和失眠,還被紫外線三次曬傷,經歷了發燒、灼疼、脫皮的痛苦。4個多月不能洗澡,全身酸臭,生出白發無數。對著鏡子他自問“我怎么老成這個樣子?”

  大雪封山的半年,陳尚才20多次下村組、牧場,夜宿農家近一個月。他在《新華每日電訊》報上開設了“駐邊筆記”專欄,發表《新華社記者雪域孤島踐行“四力”行知錄:我那天邊的楚魯松杰》等近30篇稿件,感動了無數讀者和網友。

  2017年6月27日,西藏分社記者索朗羅布在龍匣宰隴巴冰川雪地里爬行,雪下是冰河。(新華社記者薛文獻 攝)

  在分社,年輕記者見到索朗羅布都會親切地叫一聲“索朗啦”。

  使用這種藏式敬稱,不僅因為年齡,更是因為自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的歷次反分裂報道中,曾是攝影記者的他都沖在第一線,哪怕遭到暴亂分子的攻擊受傷,也絕不退縮。

  2017年6月下旬,在海拔5430米的唐古拉山冰川區,索朗羅布再次站了出來。

  作為分社機關黨委副書記的索朗羅布,當時隨分社領導到藏北慰問已堅持半個多月的科考報道小分隊,攝影記者因臨時任務未歸,而這時科考隊決定鉆取冰芯。關鍵時刻索朗羅布要求留下來參加報道。

  索朗羅布很清楚留下來的危險。

  他曾長期在高海拔地區采訪,保持著新華社記者7000米以上海拔采訪次數的紀錄,在報道北京奧運會火炬接力珠峰傳遞時,最后一次攀登到6500米前進營地,導致不可治愈的左耳失聰。

  隨著年齡增大,這一次在路途中他已經出現頭痛、口干舌燥、淺睡等高原反應的癥狀,在冰川區這種癥狀更加嚴重,但他仍然沒有吭一聲。

  從6月28日下午2點多到7月1日凌晨,55歲的索朗羅布和47歲的文字記者薛文獻,冒著陷入冰湖的危險,在刺骨的寒風中背著攝影器材爬冰臥雪,兩次隨科考隊上冰川,順利完成拍攝任務。

  2019年1月29日,西藏分社副社長周健偉(右二)、張京品(右一)和白少波(左一)在那曲市安多縣多瑪鄉采訪基層干部。(洛桑云旦 攝)

  迎難而上的選擇,是不忘初心的堅定與守望。

  2018年7月,分社副社長周健偉帶著記者到日土縣羌塘自然保護區采訪。在海拔超過5300米的東汝村附近,在老野保員普瓊引領下,他們扛著大大小小幾十公斤重的相機、鏡頭、三角架,在極高海拔的“無人區”,用10多個小時徒步翻越3座大山,終于找到種群數量僅有200頭的國家瀕危保護動物金絲野牦牛。

  看到50多歲的攝影記者張汝鋒,在艱難喘息中露出興奮的眼神。周健偉說,我們的記者與當地野生動物保護員一樣可敬。

  2018年10月22日,西藏分社記者普布扎西在雅魯藏布江堰塞湖報道前線發稿。(昂翁彭措 攝)

  “在采訪中最怕什么?”我們問西藏分社的記者。是高原反應導致的頭痛、思維遲鈍,還是苦于找不到好的線索?他們回答,這些問題都會遇到,但主要是擔心發稿時效慢。

  陳尚才說,在高海拔地區每思考一篇稿件,每寫一個字都是對大腦的折磨。但他最怕下基層時風雪連月,斷電斷網,稿子發不出去。

  2019年5月,“90后”女記者王沁鷗從海拔5200米登山大本營,攀登到海拔6500米珠峰前進營地,一路采訪用了兩天時間,為了及時回到有信號的大本營發稿,下撤時僅用了8個小時,一度產生幻覺。

  2019年5月21日,西藏分社記者王沁鷗從珠峰登山大本營徒步前往海拔6500米的前進營地。(新華社記者孫非 攝)

  吃苦不是為了讓別人點贊,在西藏分社幾乎沒有人在微信朋友圈曬“走基層”吃苦的照片。

  王沁鷗和同事在素有“魔鬼營地”之稱、海拔6500米的珠峰前進營地,完成長達1小時的中英文出鏡拍攝,但在播出的視頻中,除了極少數必要的鏡頭外,她再沒有現身。

  她說,“新華社記者的職業操守不允許我個人為秀‘存在感’而工作”。

  從前進營地下來,這位北京姑娘整個人變了樣,皮膚被曬得黑紅,嘴唇開裂,頭發油膩不堪。

  “為什么要上6500?”王沁鷗說,不上去就不知道珠峰垃圾狀況究竟如何,尤其是冰川與雪線附近的情況,作報道心里就沒有底啊。

  2018年10月14日,西藏分社記者張京品(右一)在昌都市江達縣波羅鄉金沙江堰塞湖安置點采訪受災群眾。(新華社記者劉東君 攝)

  被那曲干部稱為“藏北尋寶人”的年輕記者張京品,在踐行“四力”中挖掘出不少感人的典型人物。

  高海拔的安多縣多瑪鄉,在電子地圖里都搜尋不到。當地一些干部說,“我們這里就是一個被人遺忘的地方”。但就在這里,張京品挖掘出扶貧干部典型藏族村支書古多的先進事跡。

  2017年6月26日,西藏分社分黨組書記、社長段芝璞(左三)帶領科考報道組黨員索朗羅布、呂諾、羅布次仁、李成穎、黃波濤、薛文獻(從左至右),在海拔5200多米的唐古拉山上重溫入黨誓詞。(昂翁彭措 攝)

  沒有比腳更遠的路。援藏的分社副總編輯呂諾在報道國家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考時,歷時30多天,行程上萬公里,平均海拔近5000米。在最艱難的阿里段,其他媒體都放棄了追蹤,她帶領的小分隊卻堅持到了最后,揭開了“無人區”科考的神秘面紗……

  由于高強度的工作,呂諾的心肺功能受損,分社強制她不能再上高海拔地區采訪。然而,遠方的呼喚仍然不時在她心中響起。

  她忘不了,在寒冷刺骨的那曲羌塘“無人區”采訪,汽車突然陷入泥沼,沒有網絡沒有定位,深夜里她與兩位同事互相攙扶,憑著記憶徒步找到途經的工地,最終走出時抱頭痛哭。

  2019年4月7日,西藏分社記者張宸(右一)與同事在前往邊境鄉玉麥采訪途中遭遇塌方,大家下車清理路上的滾石、泥土。(新華社記者晉美多吉 攝)

  “艱苦不怕吃苦,缺氧不缺精神,團結凝聚人心,海拔高境界更高”的西藏分社精神,感召一代又一代新華人在高原前行。

  1950年,新華社第二野戰軍支社的5名戰地記者隨十八軍進藏,邊作戰,邊修路,邊報道,1951年8月1日于昌都成立新華社西藏分社……

  通過踐行“四力”,西藏分社近年不斷加強全媒化、專家型記者的培養,在涉藏研究、邊境問題及登山領域涌現出一批后起之秀,凝聚了一支本領高強的隊伍。

  分社聘用司機昂翁彭措的父親曾經也是司機,因車輛掉下懸崖去世,家人勸他換個安穩的工作。但他說,我喜歡給新華社記者開車,他們讓我知道什么是敬業,什么是共產黨員。

  “西藏分社記者給您留下什么印象?”當我們回訪自治區相關部門、基層干部及被采訪對象時,都提出這樣一個問題。

  “他們像高原上的蒲公英,不論在哪里,都能開出令人嘆服的花。”那曲市雙湖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旦增窮培的回答充滿了詩意。

  一路春光,一路荊棘,雪域高原的新華人如夏花一般絢爛,開放在你眼前。(文字:劉剛、黃豁、許晟、張程、周錦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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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糾錯】 責任編輯: 尹世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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